您现在所在的位置:主页 > 怎样算出下期特肖 >

南海一号与大航海时代

发布日期:2020-06-29 19:53   来源:未知   阅读:

  “南海一号”及其被高调打捞只是一个符号。这艘船代表着一个时代和一个机遇,而它被坚持打捞出水,也表达着人们对过去的时代和错失的机遇的追忆与怅惘。

  根据考古学家的初步判断,“南海一号”沉没于南宋初年,距今已经有800年。据说,要完全清理发掘完这艘古沉船,至少要用十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至今还无法了解,这艘沉船来自何方,去向何处,为何沉没……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这艘沉船为契机,换一个角度看待它背后的海洋世界和我们错失的种种机遇。

  在“南海一号”的时代,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徐徐展开的海洋国家的前景:那时候,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大型海船的载重达到了500-600吨,同时还能搭乘500-600人;从东北亚的日本、高丽,到东南亚各地和印度沿海,乃至波斯湾和东非各港口,已经形成了一个活跃的贸易网络,中国的商人往来海上,中国的商船扬帆万里;回首内陆,是庞大的丝绸、磁器、茶叶供应基地,这些深受国外客商欢迎的产品,经过车马、舟船、手挑、肩扛,汇聚到海岸线上的各个港口,然后再装上随着季风而来的船只……

  我们不去设想,如果一直按照这样的路径走下去,究竟会达到怎样的结果。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这样的前景,在“南海一号”沉没以及之后的一段时期内,逐渐黯淡并渐行渐远。

  1431年,郑和率领着自己的船队开始了最后一次远航。这是一次盛大的航行,动用的船只有200多艘,跟随的人员将近3万,对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国家来说,这样的船队不啻是天方夜谭。但我们恰恰是用这种最盛大的方式,与海洋国家的前景做了最后诀别。

  如果要探究原因,历史学家可以罗列许许多多,如从明初开始实行的“海禁政策”、不能自我平衡盈利的“朝贡贸易”体制、重农抑商的“农耕本位”思想等等,但只要我们深入到历史的细节当中,就会发现,事情原本没有我们想象中那样的简单,教条。

  原本以为,自郑和之后,我们就开始退出海洋,其实并非如此。只不过,愿意为之努力并付出热情的主角,不再是政府支持的浩大船队,而是那些铤而走险,横行海上的海盗,是那些为了生存,不顾风浪,移民海外的沿海居民,是那些为了财富,处心积虑,精打细算的海商。正是所有这些小人物最原始,最本质的努力和生命热情,一直让我们保持着与海洋的近距离接触和成为海洋国度的最后一线希望。

  即便是在这些所有努力都宣告失败,所有希望都已经破灭的时刻。我们依然还存在整个海洋贸易系统之中,并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只不过,是我们自己,亲手把扮演主角的机会让渡给了别人。在“南海一号”沉没的数百年间,我们一次次的错失了它馈赠的机遇,于是,我们终于从海洋上收来了惩罚。

  这并不是一幕悲剧,只是在无数的偶然和可能面前,历史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悲壮色彩。

  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的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元朝后,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港口……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得注意,它表明这一时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

  公元1094年,福建德化,窑工们都深陷苦恼之中,原因竟在于此时海外市场对中国瓷器需求量大增,而德化的瓷窑均是小窑;与工匠们一样焦虑的是海商们,远洋帆船要趁着季风出海,季风来临时订货还没到位就会耽误船期。

  一个叫做林炳的窑工试图突破这一局面并试验拱鸡笼窑(圆拱形大窑炉)成功,不仅容量大扩,烧制出的瓷器更显洁白。后来林炳亦因此被德化人尊为“窑坊公”。

  用大窑来烧制瓷器,已超过个体手工业的能力,而需众人通力合作,这样可以一次烧制出两万多件瓷坯,从容完成订货。有些工匠还会在瓷器上模印阳纹“长寿新船”,以吉祥的字眼来为远洋航运祈福。

  这时的泉州港已稳步进入鼎盛时期,德化是距离它最近的生产基地之一,瓷器出窑后,先运到泉南仓库区。这里紧邻晋江,浙江龙泉窑和景德镇的瓷器,苏杭的色缎,明州(宁波)的草席,温州的漆器,甚至远在四川的草穹,云南的叶金……也都通过陆路或海路汇集到这里,然后装船,趁着季风飘洋过海。

  近千年后,宋元时代的德化瓷器在日本、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斯里兰卡、叙利亚、乃至北非被不断发现出来,还原着当时的世界图景。

  中世界的中国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扮演了“欧亚大陆经济发动机”的角色,而泉州港则是那个时代的“天下之货仓”。1346年,当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图泰造访中国时,像那个时代的多数人一样,他的首站是“刺桐城”。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城市……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

  然而这一切快速成为了历史,并在持续几年百年的时间里像个谜语,谜面是“刺桐城”,谜底“泉州”则要等到上个世纪20年代才由学者们证明出来。

  一座城市的精神、风格、规模及其命运的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地理,这对泉州来说也不例外。

  泉州的海外贸易取得长足发展是在五代十国,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这是一段不被注意的过场,然而“对于泉州,这无疑是个吉祥的世纪”,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原馆长王连茂说起这一时期的泉州言辞激动——地方割据势力为了应付庞大的统治开支,不遗余力地“招徕海上蛮夷商贾”,同时鼓励本地的海商力量兴起,此间泉州与海外贸易有关的陶瓷业、冶炼业和丝织业也得到长足发展,并且在一开始就展现了和海洋贸易紧密相连的特征:五代王延彬治理泉州时,命航运使李建兴“建窑为陶工之役,以充蛮舶交易。”

  在很大程度上,这对于泉州是个必然的选择。五代时,被重重大山阻隔的泉州已经是全国范围人口最稠密的三个地区之一,人均耕地比其他省份少得多,如是,则向海洋寻求贸易就成了很自然的方向。

  在更大的范围内,“安史之乱”后,陆上“丝绸之路”出现了中断和堵塞,北方的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南方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中分量渐重并开始赶超北方。再加上已经兴起的伊斯兰教帝国对海洋贸易的热忱,到唐中期以后,海上丝绸之路成了中外交流的主要途径。

  随着海外贸易的兴起,五代后期,泉州的治理者相继对泉州城进行扩建,使之周围长达二十里,是唐城的近七倍。王连茂将这视为“一件富有象征意义的事”。千百年来,中国的城市一直为了统治需要而建,王族、官僚和军队是城市的主角,手工业和商业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给统治需要提供服务。在这种模式下,中国城市都是方块格局,政治机构位于城市的中心,商业活动处于严密控制之下,市场有固定的地方,其开放时间由更鼓来宣布,这一切都是为了体现严格、传统的政治权威。但是现在的泉州城变得极不规整,精心计划的新城几乎完全依照商业的需要而建,外城内的道路都沿着晋江平行,同水路运输的连接度成倍加强,这样,从远方运来的香料就可以很方便地加入陆上市场。

  泉州的海外贸易氛围在一时期迅速增长。王延彬任泉州刺史二十多年“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称招宝侍郎”;中国的“陶瓷铜铁,泛于蕃国,取金贝而还,民甚称便”。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海商在这一阶段成功地参与到以往几为穆斯林商人垄断的海洋贸易中来,泉州港的国际转口贸易蓬勃发展,来自南海诸国的珍货香药等,被闽南商人大量转运华北以及朝鲜半岛、日本;与此同时,闽南商人购入纺织品及陶瓷,以供出口南洋、朝、日等地。在马六甲海峡以西,中国的商业力量也在拓展。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刺桐”开始成为泉州别称,五代泉州筑城时环植刺桐树,后来的马克·波罗和伊本·白图泰等旅行家在写游记时,也就依据当时人们的称呼把泉州港称为“刺桐港”。

  宋元时期是泉州港的鼎盛时期,然而一开始也有波折。北宋建立初年,沿袭的尚是唐式“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的政策,仅在广州设市设置市舶司(类似今日海关),处理“蕃货海舶贸易征榷”诸事,对华商出洋并不鼓励,甚至一度禁华商下海。这尚属被动型国际贸易,此时在广阔的海洋世界,仍是穆斯林商人们掌控着优势。

  从泉州港的发展历史上,可以看出商业力量是如何推动国家政策的变化的。北宋曾一度与高丽中断关系,但是已经成长起来的泉州商人显然并不喜欢就此中断贸易,因此他们获得了一个“走私者”形象。如今这些名字可以在《高丽史》中看到:“宋泉州商王易从等六十二人”,“宋泉州商萧宗明等四十人”

  对于以上现象,苏轼曾在文中写到:“高丽数年不至……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其凶险之人,犹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

  个子大了,衣服尺码不变,海商们自然不会舒服。况且此时的他们,不仅能以资财影响政治取向,还能跻身官宦之林,甚至有官宦之家弃官从商。于是到北宋中期,受“重商主义”影响的官员们屡屡上疏请在泉州设司管理对外贸易。

  宋熙宁五年(1072年),泉州转运使薛向提出“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到元丰五年(1082年),泉州太守陈称又请设司,他在这次上疏中采用了更有说服力的逻辑——泉州没有市舶司,不但海商受损,朝廷收入也极受影响。一次次的上疏都没有得到批准。

  到1087年,泉州的海上贸易正式进入了国家视野,这一年,在户部尚书李常的建议下,泉州正式设立市舶司。之后,虽然泉州市舶司曾几经废设,一直到南宋初年,泉州市舶司才稳定下来,但是这些时局变动并没有影响到海商力量的稳步发展,到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受战乱等因素影响,两浙市舶司被罢,泉州成为南宋两大市舶司之一,从此泉州港进入它的鼎盛时期,国家和商业力量的合力,在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开创出一个东方经济占国际贸易主导地位的“泉州时代”。

  关于泉州港是在南宋中期还是末期超越广州港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但这并非问题关键,更值得注意的是,泉州港在这一时期的迅速崛起,其意义远远不止港口之间的地位更替。

  台湾学者李东华将中国宋元时代的海外交通史称为“泉州时代”。伴随着中国港口进入“泉州时代”,“海上丝绸之路”也正在形成新的国际贸易图景。宋元时代的欧亚大陆展开了前未所有的商品和技术交流。与此同时,发生在中国庞大经济体内部的商业革命则十分有力支撑了一个东方大港的出现——南宋城市化率达到中国古代的最高点,为22.05%,这个高峰记录一直到保持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进展数年之后——农民耕种着土地,商人和手工业者支撑着繁荣的城市经济,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描述这一时期的中国时,认为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比如在唐朝工商业有120行,宋代激增到414行。

  这一切以足以改变中国的模样和心态。到宋高宗赵构时,皇帝已经对海外贸易特别留意,他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

  商人的地位也上升到古代中国的一个制高点。依据“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货物,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的规定,致力于增加国际贸易量、使政府税务增加的大海商可以依据功劳大小,获得高低不等的官衔。这使得商业阶层的能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到南宋末期,大海商蒲寿庚“提举市舶”,也就是当上了泉州市舶司的总负责人。

  在宋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对国际贸易货物抽解的比例大多都为十抽其一,在南宋中期,市舶总收入为200万缗,其中泉州港可占到100万缗,而当时的国库总收入还不到1000万缗,这也表现出当时国家对“市舶之利”的仰赖。

  此时的海外贸易是如此重要,牵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宋代的泉州官员每年都举行两次祈风仪式,并刻石以记之——现在泉州九日山的祈风石刻就是实物见证。南宋泉州太守真德秀将祈风目的解释得很清楚:“唯泉为州,所恃足以公私之用这,蕃舶也;蕃舶之至,时与不时者,风也;而欲使风之从律而愆期者,神也……是以国有典祀,俾守土之臣,一步而再祷焉。”

  到了元朝,由于广州在改朝换代的乱局中三历战火,而泉州以蒲寿庚主导的海商力量主动降元,和平过渡,这也使得泉州港在元朝几乎获得了实际意义上的垄断地位。这时泉州所获得的贸易政策也是很有推动力的,“癸酉,世祖令商贾市舶物货已经泉州抽分者,诸处贸易,止令输税。”并且,对于从事海外贸易的海商,元朝给予了“所在州县并与除免杂役”的优待,

  即便在今天,庞大的人口数量依旧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在古代社会更是如此。正是海外贸易的持续兴盛,使泉州这个“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辟”的地方在北宋时人口就超过了二十万,成为全国六大都市之一。元时,泉州的人口达到历史最高点,户数超8万,口数超过45万。

  这个时候的泉州城显得更加不规整,大量人口沿着晋江在城南扩展。如今有大量的遗迹证明城南曾是个繁盛区域,因为这里靠近港口。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著作《全球通史》中,对于中国宋元时期的世界图景是这样描述的:“宋朝期间,中国人在造船业和航海业上取得巨大的进步,12世纪末,开始取代穆斯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优势。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元朝后,中国的船只体积最大,装备最佳;中国商人遍布东南亚及印度港口……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情况也值得注意,它表明这一时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居主导地位。”

  泉州港既然在这么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跃居中国最大港的地位,那么它在世界性海上贸易圈的枢纽地位显而易见。

  13世纪,当马克波罗来到泉州时,他看到一座“宏伟秀丽”的城市,“在它沿岸有一个港口,以船舶往来如梭而出名……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

  让马克波罗感到惊讶的是从海外运到这里的胡椒是如此之多,他估计,每有一艘载运着胡椒的船只进入亚历山大港,就有“一百艘”同样规模的船只来到泉州。

  让马克波罗印象深刻还有:这里的生活必需品非常丰富,德化出产的瓷器物美价廉,一个威尼斯银币能买到8个瓷杯;永春的白糖是经埃及人来此传授技术后而制造出来的;这里的纹身师技艺精湛,有许多人从印度来到这里纹身。

  在印度洋沿岸的八罗孛国(今印度西海岸),马克·波罗看到的景象亦和中国有关:“此国输出之粗货香料,泰半多运往蛮子大省;一部分由商船运至亚丁(也门),转运至埃及亚历山大,然其额不及运往极东者十分之一,此事颇可注意。”

  亚丁、亚历山大,此外还有故临(印度南端)、西拉夫(伊朗)、三佛齐(位于今印尼)等,都是那个时代世界上的重要港口,如今我们没有确切的数字比较它们各自的贸易量,但是从马克·波罗等中世纪大旅行家们的惊叹,还有从当时各国规模、商业还有技术发达程度的对比,我们不难想象出泉州在中世纪国际贸易中所处的地位。

  在马克波罗之后,在印度古里候船的伊本·白图泰发现从印度洋到南海,来往的大多数是中国船。他还仔细地记下了这些船的区别。这些船分为三种,大者曰Junk,中者曰Zao,三等者曰Kekam。大海船有四层,设备齐全,“每一大船役使千人”。“此种巨船只在中国的刺桐城制造,或在广州制造。” (注:Junk、Zao和Kekam都是泉州方言音译)

  与伊本·白图泰一样,同时代的中国人也在兴致勃勃地了解着世界。南宋时,宋宗世成员赵汝适任泉州市舶提举,他详细咨询了泉州外商,写成《诸蕃志》一书,记载了从东亚到今天的西西西岛的58个国家和地区;元朝时,中国游历家汪大渊两度从泉州浮海,撰成《岛夷志略》,涉及国家和地区220多个,并对它们的疆域、土产、地名、风土、人情都做了详细描述。

  从《岛夷志略》以及后来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在宋时,中西商人多到三佛齐进行货物中转,而到元朝时,除了在东南亚的华商贸易口岸增多外,锡兰岛之高浪步,印度东岸的沙里八丹,西岸的小呗喃、下里、古里、放拜等地都已成为华商常至之处,印度西岸成了新的中心贸易中转点,这“无疑是元代中西贸易大盛的重要表现”。

  在商品方面,宋元时期的中国输出的多是瓷器、丝绸等加工品、输入的多是香料宝物等特产,这体现出了当时中国的技术优势,同样,在航海方面,中国也是中世纪世界的捐献者。

  马克·波罗在游记中提到了中国船的水密隔舱技术,这项技术在西方一直到18世纪才被应用,而在中世纪的世界,采用了水密隔舱技术的中国船是安全性最高的。

  1973年,泉州后渚沉船的发现即呈现了这幅图景。这艘船龙骨的设置、多层板的运用、橹和船舵的使用等,都代表着当时全球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复原的船长34米,宽11米,张帆后,就可呈现出一幅“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的场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肋骨和隔舱板的组合将古船分成互不相通的13个水密舱区。

  如今泉州发现的古船就陈列在“泉州湾古船陈列馆”,古船旁是船上发现的文物和对当时航海技术的介绍。中国是最早发明指南针并将之应用到远洋航海的国家,而后此技术由阿拉伯人转传到欧洲。宋代中国出现了大量与特定航线和航海图配套的“指南针经”,表明远洋航海已经进入了高度精确的定量化阶段;此外,古船陈列馆里还陈列着“过洋牵星”——这是古代中国的GPS技术,通过一套观测恒星的办法来确认航船的坐标。

  如今这一切都像被发现的古船一样成为历史了。元末,长期保持和平的泉州地区燃起了战火,此后的明朝皇帝朱元璋从一开始就对海洋世界存在恐惧,他说:“尽力求利,商贾之所为;开边启衅,帝王之深戒。今珍奇之产,中国岂无?朕悉闭绝之,恐此涂一开,小人规利,劳民伤财,为害甚大。”

  海路就此闭门,虽然此后有过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贡舶贸易实际上已经杜绝了民间海洋力量登上前台的任何可能。至于泉州,则在海禁之后换了另外一幅面孔,私商贸易迅速崛起,大批移民流向海外,泉州因此成了一个著名的侨乡。

  东南一带多山、面海的地理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先民的生活方式。考证显示,在周代的东南地区已有不少建造板式结构大船的专业工场,古越人“以船为车,以辑为马”。此为中国舟船起步阶段,此后大型海船开始出现,研究这一历史的厦门大学教授吴春明将其发展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在先秦基础上,汉晋时期出现了远洋航海船舶的雏形,在两汉时期的考古资料中,所发现的船型都表现为艏艉向上尖翘、舯部深度下切的倒梯形,有些艏部还装有劈浪板,适航深水大浪。大型跨海航行活动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如东吴“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洲”。

  更为突出的是,秦汉时中国海船已出现分舱抗沉的水密隔舱技术,这是中国古远洋帆船在内在结构变革上的一项最重要的技术成就。

  史籍、考古中所见的这一时期海船分四种:福船、广船、沙船和鸟船。其中,福船、广船最为重要,它们都属于尖圆底船型,适航海阔水深多岛礁的区域,其共同点是吃水较深的圆、尖船底,艏部尖削,利于破浪;中部设置强大的纵向外置肋骨,坚固船身,可承受巨大风浪冲击;船舱内侧设置横肋和隔舱板组成的基本骨架,与龙骨形成纵横结构;多重船壳板,外壳板两侧舭部都设置不同形态的纵向附材或台阶式凸起,以抗击远洋航行中风浪引起的横向摇摆。

  北方沿海多浅滩积沙,“沙船”是在此种航道环境下形成的特殊船型,最大特点是形态扁宽、平底、吃水浅,使用梭形扁龙骨。

  水密隔舱技术在唐宋以后已经在中国海船上运用得非常成熟,隔舱板与船体内在骨架、船壳外板之间的相互补强结构发展得十分完善。

  1973年,泉州后渚港那艘有着多重船板和13个水密隔舱的宋代古船被发现时,连当地老船工都感到很惊讶,在他们的印象中,“近来我们老前辈造的都是一层船板”,像这样规模的海船,“古代有过,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15世纪,西方海洋势力东进,中国的官营造船业在“禁海”中萎缩。郑和船队出海时,明朝政府即已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郑和下西洋活动中止后,官营船厂规模越来越小,同时因为与官方力量冲突的民间大船已少见,官方战船规模也日小。

  至清代,“寸板不许下海”。鸦片战争后,西式轮船业兴起,内外交困的中国传统帆船业迅速衰落,让位于新兴洋轮。

  从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但从实质上看,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厉行禁止民间海商“片板不许下海”。在梁启超看来,“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

  明宣德六年(1431年)二月二十六日,地处福建闽江口的小城长乐骤然喧哗起来。一支两百多只船、两万七千多人的庞大船队,从太仓刘家港南下,泊在县城西边的太平港。

  这样“人物辏集如市”的热闹场景,于长乐来说并不新鲜。自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朱棣命郑和首航以来,船队每次下西洋,都要在此等待东北季风来临。

  九个月后,六十岁的郑和,第七次率领浩浩荡荡的船队出海了。其时,他们或许谁也没想到,这“云帆高涨”的壮观景象,是最后一次出现在印度洋海面。

  船队里有一个特殊的人物,叫巫宝赤纳。明宣德六年二月,他作为满刺加国的使者来到北京,向明宣宗朱瞻基陈诉被邻国所欺,“国王欲躬来朝,但为暹罗国王所阻”,请求明朝政府调解。

  类似的请求,是“天朝上国”经常要面对的。而到了明洪武末年,由于采取封闭安民政策,来朝贡的国家大量减少,常贡国也不来贡。1402年,朱棣攻下南京即位,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决定“遣使西洋诸国”,首要之事则是造船。

  即位当年,他就调浙江、福建、湖广等五省府县优秀造船工匠四百余户来南京造船,他动员全国造船力量,要造出比曾在印度洋上航行的元船更大的远洋巨舶,其中,供正副使乘坐的宝船长44丈,宽18丈,当属15世纪世界上最大最好的船。

  造这么巨大的船,并不完全取决于实际需要的载重量,而是为了给人“巍如山丘,浮动波上”的观感,以“耀兵异域,以示中国富强”。为了保证造船质量的精良,朱棣不惜“支动天下一十三省的钱粮”。

  永乐年间,郑和船队每到一国,首先向当地国王或酋长宣读诏书,举行隆重的册封典礼,赏赐宝物。除了建立藩属关系之外,郑和还奉命调解海外各国之间的纷争,饱受强国欺凌的满刺加国,就是在郑和的帮助下获得独立的。

  可是,郑和6年多时间未下西洋,暹罗国故态萌发,满刺加不堪忍受欺凌,便千方百计遣使来中国寻求庇护。恰好郑和将要出使,宣宗便让巫宝赤纳搭乘郑和宝船回国,同时令郑和敕谕暹罗国王。

  巫宝赤纳这次来京,并没有呈上贡物。有礼部官员建议,“诸番贡使,例有赐予。巫宝赤纳非有贡物,给赏无例。”而在朱瞻基看来,“远人数万里来,来诉不平”这件事本身,足以表明其对中国的“诚敬”,其意义超过了进贡,所以毫不犹疑地破例给赏。

  事实上,与贡品相较,“际天极地皆王臣”的满足感才是皇帝更看重的东西。朱棣在位时,郑和每次下西洋,随船队来中国的各国贡使、国王等都大量增加。1423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航的时候,船上载有16国1200多名使臣及其家属。到永乐晚期,来朝贡的国家超过60多个。

  这么多国家乐于朝贡是有原因的。朝廷在接受香料、珍奇等贡物后,按“赏赐厚宜”的原则予以赏赐。赏赐物品与贡品的差价一般在1至20倍左右。比如,胡椒在苏门答腊市场每百斤值1两,但作为“贡品”,明朝政府给予每百斤20两。

  具体赏给了巫宝赤纳什么物品已不可考,但明朝政府一贯大方,却是事实。赐给各国国王、王族丝绸、瓷器等物品,丝绸动辄数千匹,“永乐间多给铜钱”。1405年赐给日本国王铜钱150万枚,次年又赏赐1500万枚,王妃500万枚。以致于一段时间内,日本甚至自己不铸铜钱,以永乐铜钱作为通行日本的货币。

  赏赐之外,招待贡使也是一项巨大开支。完成繁杂的朝贡手续,往往需要很多时日,而沿途往返的车船住宿均由政府承担,另外还给银锭作为车马费。于是,许多贡使和大批随从,一边从容处理自家的贸易,一边乐不思蜀地等待。巫宝赤纳在中国待了大半年时间,便逢上郑和出航。有的贡使为了搭乘免费的宝船回国,甚至一等就是三年。

  宣德七年(1432年)七月初八,郑和船队抵达满刺加国,先送巫宝赤纳回国复命,然后前往暹罗国宣读明宣宗的敕书,告诫其“和睦邻境,以副朕同仁之心。”具体如何交涉不得而知,但郑和往返满刺加和暹罗两国之间,忙了一个多月才调解妥当。

  八月十八日,船队到达苏门答剌,然后去阿鲁、那故儿、黎代、南渤利等国访问。前几次下西洋,郑和已在这些国家举行过封王仪式,赐其国王或酋长玺书、彩币、御窑瓷器等物。

  十月十日,船队从苏门答剌开拔,途中,派一只小分队前往榜葛剌国。十一月六日,郑和抵达锡兰山别罗里。十八日,郑和一行乘风兼程,赶往忽鲁谟斯,便派副使洪保率部分船队驶往天方国。去天方国的目的,则不是调解或册封,而是交易。

  “国家贸易当局的商船队”,这是李约瑟对郑和船队的定性。的确有贸易关系发生,只不过这是一种极特殊的“国际贸易”——朝贡贸易。它遵照的基本原则,是承认与明朝政府的藩属关系之后“厚往薄来”。

  明成祖朱棣的如意算盘是,以下西洋的方式到该国开诏册封,或接其贡使到中国觐见,以朝贡贸易的经济收益支付册封制度的开销,并以宝船垄断海外贸易,三者结合,以“行之久远”。

  天方国是当时著名的伊斯兰教大国,“四时常热如夏”,物产丰富,商业贸易发达。郑和早在永乐年间第四次下西洋时,就对这个美丽富饶的国家有着深刻的印象。所以,洪宝这次来,带了大量的麝香、瓷器等物品,换回香料、燕窝以及各色奇珍异宝。

  事实上,郑和船队,又名取宝船,他所率领的部属,本就是押送朝廷物资的军队,从西洋各国猎取珍珠、玛瑙、香料、奇禽异兽等“宝物”,运回国之后,主要是供皇帝和贵族享受。这些宝物,并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库收入。

  洪保此行,让天方国王臣,“深感天朝使至,加额顶天,以方物、狮子、麒麟贡于廷。”与天方国临近的默德那国,也因为郑和来访,派遣使者与天方国一道来中国。宣德八年(1433年)八月初一,天方国国王遣使来京,朝贡长颈鹿、象、马等物,明宣宗亲自到奉天门迎接,高兴地接纳了献礼。

  但实际上,这些献礼,与贡使随带的“附进物”比较,实在是少而又少。一般来说,“附进物”往往超过进贡物品数十倍。日本有一次朝贡3610把日本刀,“附进”的刀却多达35000把。由于明朝政府禁止中国商人从事外贸,除了政府自己以朝贡贸易形式经营的外贸之外, 进出口贸易几乎全被贡使及其随从垄断。

  为了鼓励海外各国多来朝贡,明朝政府对这些所谓的“附进物”全部免征关税。既能得到丰厚的赏赐,又能通过贸易赚钱,前来进贡(实际上是经商)的国王和贡使自然趋之若骛。

  全免关税之外,“附进物”的贸易价格也不由市场需求决定。比如,暹罗国所贡的“碗石”,在中国是极普通的东西,政府也不得不给价每斤200贯收购。在日本,一把刀仅值800到1000文,政府却给价5000文。获得厚利的日本贡使便以朝贡为名大量输入刀剑,数量年年增加,总额不下20万把,统一由国库开支收购,却又不能卖出,只能搁在礼部仓库里。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天方国使者,向朱瞻基进献了长颈鹿。未见过长颈鹿的国人,误认为这就是神话传说中的寓意福瑞之气的麒麟,因此,礼部尚书特率满朝文武称贺。事实上,在朝贡贸易体系中,与海外各国获得的丰厚实利相比,中国更在乎的是满足象征性的宗主权所带来的政治虚荣。

  《明史·郑和传》认为,郑和下西洋“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的确,一方面,非均衡贸易换来的宝物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国库收入,另一方面,支撑朝贡贸易体系的下西洋活动消耗巨大。

  黄仁宇推测,永乐期间,郑和下西洋所费约在白银600万两,相当于当时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而这还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费用。而建造和修补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两银子,每次出航平均需船260多艘,仅造修费用就需要几十万两银子。

  在此情况下,伴随着郑和几次下西洋活动,反对之声持续不绝。1424年,朱棣去世。朝廷中反对派占了上风,于是,明仁宗下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郑和船队被封,全体官兵被调往南京镇守。直到 1430年,明宣宗朱瞻基为了扭转“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的局面,决定再派郑和下西洋。

  1477年,明朝御史刘大夏奏请销毁了郑和航海档案。他的动机颇受争议。但在《明史》中,刘大夏是一个极正直的儒家官员,任何牵累国家苍生的行为他都坚决反对。

  郑和卒于何时何地,有多种说法。不少学者认为,郑和是在第七次下西洋后不久,即在1435年去世。而郑一均先生研究证明,1433年4月上旬,郑和在返回中国的途中,死于古里。然后,船队循惯经航线,经苏门答刺、满刺加、爪哇归国。当时已入夏季,船队又航行于热带地区,遗体不能长时间保存,不可能载回中国安葬,便葬在今印尼爪哇岛三宝垅市。回南京后,在牛首山建了一座衣冠墓。

  争议归争议,但有一个事实是确凿的:1436年,曾任郑和船队副使的王景弘,送苏门答刺等11国使团回国。此后,明朝政府再也没有派船远航过。

  1905年5月18日,《新民丛报》第21期,梁启超以其热情之笔,撰写了《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称赞郑和是与哥伦布、维哥达嘉马(达迦马)“并使而兴”的“海上之巨人”,是“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巨人”。借此振奋人心,激励民气。

  但是,尽管李约瑟据郑和船队认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事实却是,中国在15世纪开启的世界大航海时代中渐渐沦落。

  1405,郑和船队第一次下西洋,十年之后,葡萄牙亨利亲王首航北非休达。达伽马继续亨利亲王的航行活动,最终发现了新航线。梁启超感慨道:“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而我则郑和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的确不是郑和之罪。一方面,明朝政府主导的朝贡贸易,不能均衡持久;另一方面,如历史学家郑家馨所说,从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汤汤,但从实质上看,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许跟随民间海商的船队,厉行禁止民间海商“片板不许下海”。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葡萄牙人出航,一支船队虽然不过三四艘,甚至只有一艘船,但它后面跟随着民间海商的活跃船只,每当王室船队开辟出一个海区,民间海商交只要交足了“执照”税,便可进入规定的海区经营。

  “商税者,国家以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欲浸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万万矣!” 这是地方有司奏请征税,朱棣在驳回文书中的批示。鄙视商税的根本原因,在于包括他在内的封建帝王,坚守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重农抑商”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朱棣在派遣数万海军,航行于太平洋和印度洋十数年之后,仍然厉行禁止民间海商“片板不许下海”。

  两百多艘船、两万多人、30多年内七次远航、最远曾抵达非洲东岸的“郑和下西洋”,在梁启超看来,“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

  郑和去世之后,这种“自娱”活动便结束了。放在更长的时空背景看,1431年至1433年,郑和船队的最后一次远航无比寂寥,“孤帆远影”确是恰当的注脚。

  1498之后,葡萄牙船队在印度洋面、阿拉伯海、孟加拉湾都没有碰到中国船队,直到1509年才在马六甲海峡港口第一次见到3艘中国帆船,几年之后,葡萄牙便控制了印度洋的海权。

  选择海洋,在1639年这个普通年份,终于成为一名皇帝和一名前海盗的共识。但这一切又来得太晚了。五年后,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大明王朝轰然倒地。七年后,一度扛起反清复明大旗的郑芝龙举手投降,数十年的海商梦彻底破灭。中国与大航海时代又一次失之交臂。

  1559年阴历12月25日,在得到胡宗宪不株连其家属的承诺后,王直被处死于杭州官巷口。临死留下一句话“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其悲怆可想而知。

  恰如其言,王直死后东南沿海的百姓同样没有旁的生计,海盗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1554年4月,嘉靖皇帝钦点徽州人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负责抗倭斗争。这位入仕十余年尚不得志的臣子对嘉靖皇帝这般器重感激涕零,表示“贼一日不除,则臣一日不敢离军营;海上一日不靖,则臣一日不敢离海上”。

  胡宗宪的到任,立即引起了“倭寇”首领王直的警觉,面对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官员,王直心里没有底,赶紧派人前往浙江打探消息。

  其实,胡宗宪是王直的徽州同乡,1538年中进士以后,先后出任益都、余姚知县,宣府、大同御史和湖广巡按等职。十几年间,他整军纪、固边防、平定苗民起义,不仅取得了显著的政绩,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此前两年,明朝政府大举进剿王直等“倭寇”,不但倭患未平,反而损兵折将,朝中文武皆视抗倭为畏途。此时,胡宗宪还敢高调赴任,足见其才干与魄力。

  王直,号五峰,徽州府歙县人,出身商人家庭。早年经商失败,得知走私海外贸易可获暴利,遂于1540年偕同徐惟学、叶宗满等趁明朝海禁松弛之机远赴广东沿海打造巨舰,满载明王朝严禁出海的硝磺、丝绵等物品驶抵日本、暹罗等国,牟取暴利。仅仅5、6年时间,就获得了巨额资本,被称为“五峰船主”。

  事实上,王直并不是专事劫掠的海盗,他最主要的事业是海外贸易。当然,这在明朝是被严厉禁止的,因此,他们不得不采用武装走私的方式从事民间贸易。一开始,王直还能贿赂沿海官员,确保自己的贸易畅通。后来,王直商团的迅速崛起引起了明中央政府的注意,嘉靖皇帝相继派朱纨等人清剿浙江沿海流民武装,派兵两路夹击王直。迫使王直移师日本,在平户建立了新的基地,从此也开始和明朝政府进行武装对抗。

  客观上讲,嘉靖皇帝严厉的海禁政策,不仅阻断了走私商人的财路,也造成了沿海居民的大批破产。为了迫使明朝解除海禁、自由通商,王直招募沿海破产农民和部分日本浪人武士对明朝政府发起了武装进攻。自1552年开始,王直接连攻击江苏、浙江等沿海城镇,不仅攻杀官兵而且侵扰百姓,成为嘉靖时期最大的海盗。

  一开始,胡宗宪并不清楚王直的真实意图,他决定试探一下倭寇的军事实力。1555年,胡宗宪率兵4000人,与苏、松巡抚曹邦辅夹击屯居柘林的海盗,结果大败,指挥以下的将官战死20余人,兵损千余。这次战役的失败,使胡宗宪认识到单纯的军事进攻是不行的,由此也产生了招抚海盗的想法。

  此前不久,胡宗宪的前任王抒和兵部的一些官员已提出过招抚王直的建议,并在朝廷引起讨论,然而最后嘉靖皇帝采纳了“一意剿贼,贼首不赦”的方针。因此胡宗宪不敢再直接上书嘉靖帝招抚王直。

  虽然不敢直言招抚,但倭寇之乱又不能不平,胡宗宪决定以地方政府的名义进行招抚。在了解到王直是一个大孝子后,胡宗宪将此前收监的王直老母妻儿全部释放,并妥善安排其生活。1555年9月,胡宗宪派蒋洲、陈可愿出使日本,与王直接触。

  王直在确证老母妻儿都安在后,对这位徽州同乡渐渐产生了信任。1556年3月初,在王直义子王■亲率4只大福船的护送下,陈可愿带回了王直的答复:“愿将松江各处旧贼或擒或剿、或号召还岛,惟中国所命,但要通货、互市。”王直明确表达了自由贸易的要求。但是,胡宗宪心里明白这是嘉靖皇帝绝难接受的。

  知道了王直的目的,胡宗宪决定走一招险棋:先答应王直,再通过王直戴罪立功,肃清海寇,以此说服嘉靖皇帝网开一面,满足王直的要求。

  1557年9月25日,王直率舰队来到舟山岛西面的岑港。经过一番接触,王直对胡宗宪不再怀疑,随即上岸被软禁于杭州。一切都很顺利,胡宗宪就等着海盗们纷纷来降了。

  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完全超出了胡宗宪和王直的想象。海盗们并没有投降,也没有四散逃亡,而是继续劫掠活动。正当胡宗宪准备上奏嘉靖帝赦免王直,准其戴罪立功时,从京城传来了群臣热议胡宗宪收受王直重贿的传言。

  此时,胡宗宪才意识到,朝廷中主张禁海的势力是多么强大。为求自保,胡宗宪立即改变奏本,请求处死王直。

  王直死后,“倭患”仍在继续,嘉靖帝不得不启用戚继光、俞大猷,采取残酷的手段平定倭患。即使如此,福建沿海的走私活动依然屡禁不绝,福建漳州的月港逐渐成为一个新的走私贸易中心。海禁越严,海盗活动越是疯狂,朝中大臣开始反思二者的关系,逐渐分化成禁海派和开海派,大明王朝“重农抑商”的国策开始松动了。

  或许是认识到了“嘉靖倭患”的深层原因,抑或迫于沿海走私泛滥的巨大压力,倭患平定后,新即位的隆庆皇帝(1567~1572年)下令有限制的开放走私贸易中心——福建漳州的月港。虽然其目的不过是“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并没有根本改变朱元璋“以农立国”的祖训,但月港的开放很快就带给明朝丰厚的回报:到1576年,月港的关税收入已超过万两白银;1594年则达到29000多两白银,一度被视为“天子南库”。

  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中国海防吃紧,明廷即于次年下令禁海。直到1598年,日本自朝鲜退兵,明朝政府才于次年二月复开市舶。万历末年,明朝海防日益废弛,海道不靖,随着葡萄牙人、荷兰人的先后东来,横行海上,劫夺船货,出于海防安全考虑,明朝政府宣布第三次禁海。

  此时的中日贸易,非但不因官府的封禁而阻断,反而使得对日走私者获利更丰,大约是对吕宋贸易的两倍。有暴利就有人铤而走险,大量华人(多为福建人)移居日本平户和长崎,专事中日走私贸易,其中势力最大的是泉州人李旦的海商集团。

  17世纪初,李旦活跃于东亚海域。此时,明朝政府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暂时无暇顾及海盗走私了。李旦和其他中国海商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机会迅速崛起,成为东亚海域重要的海上势力。

  由于对日贸易仍属非法,李旦的商队依然被明朝政府视为海盗。和王直一样,李旦也希望明朝政府开放对日贸易,从而成为合法的海商。

  就在李旦埋头发展海上贸易的时候,远道而来的荷兰殖民者打破了东亚海域的力量均势。

  此时,紫禁城中目不识丁的天启皇帝整天沉迷于木匠活,东林党人主掌朝政。一时间朝政清廉,气象万千。但是,此时的明朝政府依然未能摆脱严重的财政危机,他们既不希望开战,又不愿接受城下之盟。

  李旦敏锐地洞察了这一切,并试图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能化解此次危机,就有可能因功获得明朝政府对中日贸易的承认,从而摆脱现在的海盗身份。李旦主动要求从中斡旋。为了及时了解荷兰人的情报,李旦推荐郑芝龙前往澎湖给荷兰人担任通事(翻译)。骄傲自满的荷兰人丝毫没有妥协的打算,李旦的斡旋最终宣告失败。

  1624年5月,明朝军队猛攻澎湖。缺乏战争准备的荷兰人抵挡不住,被迫转移到台湾大员(今台南安平),侵占了台湾南部地区,并于18年后击败西班牙独占了整个台湾。

  同年8月12日,斡旋失败的李旦回到平户抱憾病逝。身为李旦义子的郑芝龙趁机侵吞其大部分产业,由十年前的无名小卒一跃成为东亚海域举足轻重的人物。

  自立门户后,郑芝龙离开了急速滑向“锁国时代”的日本,在另一位华商领袖颜思齐的率领下来到台湾,建立了新的根据地。

  这年九月,颜思齐抱病身亡。郑芝龙被推举为盟主,不仅建立了一支实力强大的私人海军,而且效仿明朝在台湾设官建置,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割据政权。

  1626~1627年,闽南发生严重旱灾,郑芝龙乘机劫掠福建和广东等地,不仅击败了官府的进剿,还招抚了泉州饥民数万人赴台拓垦。有了稳固的根据地,郑芝龙得以放手发展海上势力,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由最初的几十艘船发展到700多艘,成为当时海上最大的武装走私集团。

  郑芝龙海上势力的快速扩张,引起明朝统治者的恐惧,但是多次派兵追剿,均告失败。明政府无力剿灭郑芝龙,便转而招安,企图利用他与荷兰人在台湾和海上的矛盾与之抗衡,同时其他海盗。

  1628年7月,崇祯皇帝招安郑芝龙的消息刚刚传到台湾,就如同在郑芝龙集团内部引爆了一颗炸弹。

  郑芝龙主张接受招安,认为招安既可以摆脱“海盗”身份,又可以利用将来政府官员的身份保护郑氏集团的海上贸易。而他的部将李魁奇和刘香等人持相反意见,他们认为明朝政府向来言而无信,担心成为第二个王直。

  9月,郑芝龙接受招安,率领3万部众,上千艘舰船移师厦门。10月,李魁奇带着一半的人马叛逃,随后刘香也带着自己的部下南下广东,继续他们纵掠海上的海盗生活。

  尽管李魁奇和刘香的叛逃使郑芝龙实力大减,但接受招安的好处很快就显现出来。

  这一年,闽南又遭大旱,饥民遍野。在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支持下,郑芝龙再度招纳漳、泉灾民数万人,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船运到台湾垦荒定居。福建饥民无不对其感恩戴德。移民垦殖的中国人均须向郑氏集团交租纳税,郑芝龙因此大获其利。

  但此时郑芝龙还不能高枕无忧。郑氏集团分裂出去的李魁奇和刘香等海盗纵掠海上,盘踞台湾的荷兰人也妄图再度以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他们时常勾结,成为郑芝龙和明朝政府最大的敌人。

  经过几年的较量,郑芝龙首先消灭了李魁奇的势力,与刘香集团及荷兰舰队数次交锋互有胜负。由于军港时常遭受偷袭,郑芝龙将军舰集中起来,通过拉网式的巡逻,寻找敌军主力决战。

  1633年10月22日,郑芝龙带领150艘帆船在金门料罗湾遭遇荷兰大船九艘及刘香帆船五十多艘。郑芝龙使用纵火战术,先以铁钩钩住敌船,再施火焚烧。结果焚毁、捕获荷兰快艇各一艘。刘香临阵败逃,荷兰人狼狈退回台湾。

  料罗湾战役使郑芝龙声势大振。荷兰人不得不放弃刘香,改与郑芝龙修好,保证不再侵扰明朝,而明朝也默许荷兰人占领台湾。荷兰人退出后,郑芝龙得以全力进剿势单力孤的刘香集团。1635年5月23日,郑芝龙在广东田尾洋击溃刘香船队,迫其引火。

  此后,东亚海域盗贼敛迹,“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商贾有二十倍之利”。郑芝龙则利用自己的权势和财力,扩大海上贸易,几乎垄断了中国与日本、东南亚诸国的贸易,同时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列强建立了平等的贸易关系。史书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可敌国”。

  但对于明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来说,1639年的日子实在有些不好过:从正月至二月,多尔衮率师过燕京、入山西、下山东,克城四十,俘获人口二十五万七千。而前一年刚刚接受招安的张献忠,又重聚人马,转战四川。李自成也趁机从商洛杀出。不仅仅是外敌入侵和军事反叛,就连天公也不作美,浙江北部洪水成灾,进而演变成蔓延多个省份的水、旱、虫交替轮回的大灾荒。

  如果说,兵荒和天灾犹可忍耐的话,那么严重的经济危机则让这位皇帝无计可施,由于缺乏白银,富庶的东南地区已经面临严重的通货紧缩,物贱银贵的形势到了这一年夏天已经十分严峻。而为了应付巨额军费实行的增税计划,,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只会导致帝国的崩溃。

  也是在这一年,在明帝国辽阔海疆中,一种完全不同内陆形势的恢弘图景展现在这位皇帝面前。困扰数代的倭患、海盗已经基本平靖。这一年,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彻底退出了东亚海洋竞争。而横行海上多年的荷兰人不得已与郑芝龙——这位明末最大的海盗,如今接受招安的“五虎游击将军”,达成海上航行与贸易协议,规定荷兰对日贸易,需经郑芝龙将中国特产运至台湾岛,转手之后,方由荷兰方面运往日本出售。郑芝龙遂成为东方海洋世界的唯一强权。

  选择海洋,在1639年这个普通年份,终于成为一名皇帝和一名前海盗的共识。

  五年后,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大明王朝轰然倒地。七年后,一度扛起反清复明大旗的郑芝龙举手投降,惟其子郑成功据岛苦守。数十年的海商梦彻底破灭。

  把政治稳定看得高于一切,毕生精力都在考虑如何牢牢控制江南地区的康熙帝,非但没有给东南沿海的商船队松绑,并给它们注入国家的有力支持反而不断地念起紧箍咒。大海商张元隆就成了被紧箍套牢的牺牲品。这绝不仅仅是一支船队的悲剧。

  春节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尽,但养心殿里的气氛却格外凝重。康熙帝看着摆在案头的一份奏折。

  这份奏折出自两江总督赫寿之手。虽说不是奏报军情大事,可其中的内容着实复杂:

  几年前,江苏巡抚张伯行与当时的两江总督噶礼互相攻讦。张伯行参劾“租船开铺之人”张元隆系海贼,因其弟张令涛系噶礼的女婿,而得到噶礼的包庇。张伯行对张元隆和张令涛的一再追查,“将无辜之人、商船俱牵扯进去”。

  噶礼与张伯行的督抚互参案是康熙末年的重要政治事件。作为清官的张伯行,为何要揪住张元隆和张令涛不放?这两人究竟是何许人也?赫寿为何会认为张伯行冤枉“无辜之人”呢?看到这份奏折,康熙帝又当有何想法?如何处置呢?还是从张元隆和他的船队说起吧。

  张元隆,上海县人,“声名甚著,家拥厚资,东西两洋,南北各省,倾财结纳……党援甚众”,是江浙沿海有名大海商。他在上海开设洋行,贩运货物,财大气粗,“立意要造洋船百艘,以百家姓为号……往来东西二洋及关东等处”。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他已拥有一支洋船数十只,贸易范围远达日本及东南亚的庞大商船队。当时每造一船,需银七八千两,张元隆的总资本可见一斑。

  其实,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后,清廷便逐步取消了旨在针对郑成功等海上反清力量的“迁界禁海”政策,逐步开放了广州、泉州、宁波、松江(即上海)为外贸口岸,并设置粤、闽、浙、江四海关,管理外贸事务,外贸税率也有大幅度削减。这以后的30年间,平均每年停泊在广州海面的外国商船在10艘以上。而据日本长崎交易所的统计,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到日本的中国商船为26艘,二十七年增至194艘,五年间上升了6倍。此外,每年到东南亚做买卖的中国商船多达千余艘。

  作为长江三角洲龙头的上海,得太湖流域丝织品资源丰富之便利,海上贸易极其繁盛,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和商船队的兴起。加之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清廷取消了顺治年间制订的不许民间私造双桅以及多桅海船的禁令,发展大型船队的法律障碍已彻底清除。崇明县的殷氏,侨居上海,有沙船十多艘,折合资本一二十万两,这还不算巨富。崇明东乡的富户“率以是起家,沙船盛时多至百余艘”,如汤源兴、沙益、张元利等。可见上海的大型船队,并不只是张元隆一家。

  18世纪初的日本,虽处于江户幕府时代,其颁布的锁国令虽然禁止日本商人出海贸易,但并不禁止中国商人到日本贸易。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进入日本的中国人就多达9128人,其中大多数为江浙商人。在长崎还建有专供中国商人居住的唐人坊,占地面积达到3万平方米。前往长崎的上海商船,吨位庞大,特大型船可载货120-200万斤,大船可载50-60万斤,中小船可载20-30万斤。它们把丝绸、纸张、笔墨、瓷器、砚台、药材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换回中国紧缺的黄铜、金银和海产品。据记载,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一艘开往日本的江浙商船,就载有各种丝绸4000多匹,鹿皮5600张,漆3000斤,朱砂2000斤,冰糖10000斤,白糖70000斤,乌糖90000斤,墨3000斤,山萸肉6000斤等,贸易规模非常壮观。

  18世纪初,印度尼西亚等部分国家已沦为荷兰的殖民地,而暹罗等国还保持独立,并与中国保持朝贡贸易关系。每年二三月份,上海以及其它港口的中国商船队,就运载大批丝绸前往暹罗,将货物售出后,又于六七月份满载海参、燕窝、鱼翅、蔗糖、象牙等大批物资起航返回。上海的商船队还将江浙生产的大批丝织品运往广州,卖给在这里等候的荷兰、英国商人,获取巨额利润。

  然而,海上的生活并不平静。商人们不但要面对惊涛骇浪的考验,还要时刻提防海盗的袭击。由于官府对出海的中国商船,在携带武器和铁器等方面做出了严格限制,使其在遭遇海盗时毫无还手之力。于是,一些商人就依附官府,借助官方力量,或偷带武器,或借兵船保护。还有些商人,为了在海外贸易的竞争中占优势,赚大钱,便不惜以行贿的手段,换得官府对其进行非法贸易的默认甚至袒护。张元隆就利用其弟张令涛是两江总督噶礼之女婿的便利,其远洋贸易活动长期得到官府的庇护。

  康熙四十九年夏,张伯行在查办张元隆船只屡遭海盗抢劫的案件时,无意间发现其船队的水手“假名冒籍”,私贩海上,经年不归。更让他惊讶的是,他查知张元隆派张令涛向噶礼行贿,贿赂品足足装了十多船。作为回报,噶礼调用水师战船以缉私为名,帮助张元隆偷运从苏州采购的大宗稻米到宁波,而后将稻米转移到张元隆的洋船上出海贩卖。用战船运送稻米,在当时是有先例的,但仅限于官方运送赈灾物资和异地调剂供应之用。张元隆借用战船运米,瞒天过海,避开海关的盘查,顺利实现了其卖米牟利的目的。

  清前期的中外贸易中,稻米并非主要商品。中国的贸易对象国,并非稻米净进口国。然而,由于17世纪中叶长期的“迁界禁海”,导致江浙地区白银奇缺,当地稻米价格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况且官方还没有明文禁止出口稻米,因此,出口稻米是一桩非常赚钱但又并不违法的买卖。张伯行也注意到,“江南之米,被下海船只带去者甚多”。这说明,做稻米出口生意,在江浙沿海绝不只是张元隆一家。然而,张元隆贩卖稻米,为何还要重金贿赂噶礼,利用战船运输,这其中会不会另有隐情呢?

  带着这样的疑惑,张伯行反复查证。在他的心目中,张元隆似乎就是海贼的化身,他贩卖稻米出洋,除了赚钱,很可能还有资助海贼的目的。可是,除了贿赂噶礼之外,他始终拿不到更有利的证据。

  张伯行(1651-1725),字孝先,河南仪封(今兰考县)人,时任江苏巡抚。他曾以这样的对联自勉:“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二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他的清正廉洁得到了康熙的肯定,从而赢得了“天下清官第一”的美誉。

  使命感和责任心,使他不能容忍的事情。于是,他就抓住涉嫌受贿和包庇纵容张元隆贩卖稻米出洋这两宗罪状,具折弹劾噶礼,要求朝廷按律严惩。而当时康熙帝忙于应付发生在苏州的科场案,无暇应付张伯行的奏折,没有给予明确批示。与此同时,张元隆希望获得进一步的证据,特别是想弄清张元隆贩卖稻米出洋的真正目的,遂下令逮捕张元隆及其属下船主,进行一一审查。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意外发生了。

  受不了牢狱之苦的张元隆,尚未来及招供就突然病倒,由于得不到有效治疗而死在了监狱里。有十二名船主耐不住严刑拷打而毙命。张伯行不仅顿时陷入死无对证的被动境地,而且还沾上了草菅人命之嫌。就在此时,不甘示弱的噶礼向康熙帝具折辩白曰:“前冬(张伯行)泊船上海,阻臣出洋,恨臣不从,迁怒船埠张元隆,陷以通贼,牵连监毙。”

  张伯行似乎有些乱了方寸。他先是觉得“该县以收管之人不先报病,身故之后又不验明具结”,怀疑张元隆死因可疑,遂下令搜捕张元隆商行的各船船主,希望从中发现新线索。恰恰此时,上海县民顾协一,起诉张令涛占其房屋,并说他“有水寨数处,窝藏海贼”,其人就藏匿在牟钦元的衙门里。于是,张伯行找牟钦元交涉,要求其交出人犯,得到的答复却是牟钦元矢口否认自己藏匿人犯。张伯行情急之下,竟派兵包围并搜查了布政使司衙门,但一无所获。而张伯行此举激怒了牟钦元,后者甚至声称张伯行丧心病狂,到处诬告,应当烧其衙门,杀其本人。张伯行十分恐惧,便向康熙帝弹劾牟钦元。

  看到事态日益严重,康熙帝派遣赫寿前往调查。江南地区的高官“无对张伯行称善者”。因而,这位新任两江总督很快就采纳众议:张令涛“与海贼交结,分得海贼之处”的说法,是顾协一听人所言,并无实据。牟钦元的衙门经过反复搜查,并无张令涛的踪迹。根据张令涛之子张二的供述,张令涛已前往湖广、福建一带。这样,赫寿完全否定了张伯行对张令涛、牟钦元的指控。

  康熙帝不太放心,又派吏部尚书张鹏翮及副都御史阿锡鼐前往复审。 张鹏翮虽与张伯行同为清官,但对张伯行的做法似乎并不认同,反而觉得他有点“瞎折腾”。在调查过程中,他丝毫没有袒护张伯行的意思,反而不自觉地站在了江南高官一边。“审事大人张鹏翮等审问抚臣张伯行有无海贼,张伯行回称原无海贼。大人即驳问既无海贼,则你明是欺诳皇上了。张伯行倔强如故,终不自认欺诳”。他觉得自己“为绥靖海洋起见,急欲杜渐防微,张元隆虽报身故,而其多党众,造船出洋,人人可以冒名,处处皆能领照。且张令涛之在藩幕……纵非通洋,亦系豪恶,臣为地方大吏,焉能置之不究?”

  一再的审问,让张伯行无力支撑,只好被迫“自认诬参”,接受革职处分。于是,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七月,张鹏翮奏陈:张伯行“诬陷良民,诳奏海贼甚多,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应处以斩监候(即死刑缓期执行)。刑部批准了张鹏翮的建议。仅仅五年,张伯行就从封疆大吏坠落到地狱边缘。张伯行的命运究竟如何?大海商张元隆的案件如何处置?一切都要看康熙帝的旨意了。

  张伯行的“清廉”是有口皆碑的,这一点康熙帝很欣赏。但从《康熙起居注》和现存康熙朝的满文朱批奏折中,不难看出,康熙在和一些大臣的交流时,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张伯行办事能力的不满。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二月二十日,康熙帝在与大学士们的交谈中,认为牟钦元“居官甚好”,张伯行“操守虽清,为人糊涂无办事之才”,其对牟钦元的弹劾皆属妄言。两天之后,在召见新任浙江巡抚徐元梦的时候,再次指出,“张伯行操守虽好,而办事多糊涂执拗之处”。因此,赫寿、张鹏翮等人对张伯行一再审查的过程中,康熙帝并未加以干涉。然而,当“斩监候”的处置建议提交到御前时,他犹豫了。

  张伯行对张元隆的锲而不舍的追查,体现了其以国事为己任的责任心。张伯行为官清廉,在汉族士大夫中声望很高,甚至在他革职的时候,苏州出现“众人竖起黄旗,逼勒罢市,赴大人(张鹏翮)公馆,具呈保留巡抚”的场景。显然,照张鹏翮的建议,把张伯行处以“斩监候”,政治上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

  张伯行追查张元隆、张令涛的行动,违反了官场的潜规则,触动了江南高官的利益,因而犯了众怒,使其在江南官场愈加孤立。晚年的康熙帝,被皇储问题搞得焦头烂额,凡是“务求安静”,并不希望江南地区发生政治地震,甚至官场大换血。相比之下,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张伯行调离江苏。于是,张伯行被从宽免死,调进京城,命南书房行走,署仓场侍郎,后来又授户部侍郎兼管仓场及钱法堂事务。而噶礼则早已被免职,几年后赐死。

  既然大海商事件给张伯行惹了这么多麻烦,那么康熙帝会不会给张元隆翻案呢?如果说康熙帝对张伯行书呆子般的行事风格不太满意的话,那么在对张元隆的处置上,这对君臣确实想到了一起,而且康熙帝想得更远。进入18世纪,不断扩大的中国对外贸易呈现出这样的特点:由于中国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加之大众购买力较小,导致对海外商品的需求量极其有限。而深受西方市场欢迎的中国茶、南京布和中国瓷器,则大量出口,源源不断地换回大批白银。于是,在中外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超地位,中国市场似乎成为全球白银流动的终点站。

  然而,白银大量内流,必然引发通货膨胀,虽然其带来的物价上涨是温和的,但一旦累积很多年,涨幅也是很明显的。细心的康熙帝敏锐地注意到:“朕前巡幸南方时,米价每石不过六七钱。近闻江浙米价,每石竟至一两二三钱”。他不可能懂得现代经济学的道理,当然无法把白银内流与米价上涨联系起来。但在他眼中,“天生物产,只有此数”,如果稻米大量出口国外,国内一定供给不足,米价也就必然上涨,不利于社会稳定。特别是米价上涨发生在素称“鱼米之乡”,但政治上似乎并不完全听话的江南地区,就更让他心惊肉跳。

  尽管清王朝早在17世纪中叶已定鼎中原,并在随后的四十年里完成了对中国内地的统一,但“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仍令清代统治者记忆犹新。南方及海外反清势力,仍像达摩克利特之剑一样高悬于他们的头顶,使他们不得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而这似乎也是他们比起明朝皇帝更加勤政的动力之一。18世纪初对外贸易的扩大,使康熙帝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因此,张伯行奏陈的“内地之米,下海者甚多……其载往千百石之米,特为卖与彼处耳”的说法,不免触目惊心。在他看来,“米粮贩往福建、广东内地尤可,若卖与外洋海贼,关系不小”。他担心张元隆这样的大海商串通海外反清势力,为了牟取暴利,把稻米出口给后者,威胁清朝对东南地区的统治。于是,张伯行禁止稻米出口的建议,在张元隆死后的第四年被纳入了《大清律例》的例文:“至渔船出洋,不许装载米、酒……违者严加治罪”。乾隆元年(1736年),这条例文又被具体化:“奸徒偷运米谷潜出外洋接待奸匪者,拟绞立决。”

  诚然,张元隆的经济理想很伟大,可当遭遇统治集团的现实政治利益时,他的理想又是那样虚无缥缈;诚然,康熙帝的文治武功很伟大,可当他面对机遇和挑战并存的选择之时,他秉承了各打五十大板的中庸之道,为了规避挑战,而与机遇擦肩而过。把政治稳定看得高于一切,毕生精力都在考虑如何牢牢控制江南地区的康熙帝,非但没有给东南沿海的商船队松绑,并给它们注入国家的有力支持反而不断地念起紧箍咒。大海商张元隆就成了被紧箍套牢的牺牲品。这绝不仅仅是一支船队的悲剧。

  松江码头继续着往日的节奏。商船来来往往,繁忙而又喧闹。只是张元隆的百艘洋船再也不见踪影。江海关的官员每天按时上班,查验货物,收受红包,发给凭证,准许出海。只是没人再敢贩卖稻米。

  苏州的巡抚衙门里正在升堂议事。不过,坐在巡抚位子上的,不再是清官张伯行。下班回家的官员们,仍旧例行公事般的寻欢作乐,花天酒地。

  京城西郊的畅春园,康熙帝照常早起批阅奏折,召见大臣。只是他厌倦了紫禁城的生活,厌倦了大臣们的喋喋不休,就干脆搬到西郊的这所皇家花园里来,寻求片刻的休憩。

  • Power by DedeCms